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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新政doc

    来源:书业网 时间:2016-01-08

    一、赣南的政绩很光鲜,蒋经国的故事很“传奇”1939年的赣南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据方世藻介绍:“蒋经国上任前,这里是江西的化外,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买卖兵役,乱增捐税,成为常事。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许多地方民匪难分??商贾大号掌有乡村大量的良田。民众的绝大多数斗大的字难识一担。难童、游民无处安身。”(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可以说这是个烂摊子,但正因为混乱不堪,也给了蒋经国施展的机会。

    1939年6月到1945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期间,他提出了“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决心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蝗巳擞惺槎痢?。蒋氏治理赣南六年,算起来也算政绩斐然,特别在治安、福利和教育方面,留下了很多骄人的数字,还有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其如何“不畏豪强”,如何“爱民如子”,如何“兢兢业业”??

    政绩一、收编地方武装,清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

    蒋经国甫一入主赣南,便明确宣布“我们的敌人是: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和自然界的许多阻力”。他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来整治地方武装:1、改编各县自卫队。1940年6月,蒋经国对原来名义上听命于县长,实际上为地方豪强所控制的自卫队进行改造,收回了部队指挥权,由蒋直接指挥,各县无权过问。2、对散落民间的枪弹进行登记。全区向政府登记的民枪有“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三枝”。对于拒绝进行登记的土豪劣绅20多人进行处决。3、清剿土匪。1939年10月,蒋经国开始清剿土匪,策略是抚剿兼施。经过半年的努力“有46名盗匪首领、541名盗匪分子向第四区保安司令部自首。拘讯顽盗匪2246名。没收烟赌具共计1467件(吴强:《赣南清乡工作》)。处决了罪恶极大的盗匪首领肖海珊、郑良等人。”(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21-140)

    在收编清剿过程中,蒋经国有不少“传奇故事”:

    故事一:“有一次,他从崇义徒步经上犹归赣,途经某村(偶忘其名),那偏远的村中,某土豪筑堡自固,其家作城堡式,四隅筑有碉楼。家蓄打手二十余人,有步枪三十余支,土炮数门。蒋氏亲自叩门,叱咤指挥,并将堡中武器缴械,缚土豪而归。??还有龙南一处积仇百余年的两姓械斗,两姓的大旗下污染的血腥,就有寸来厚,居然在他的面前,喝了酒,烧了大旗,对天发了誓,不复再讨血债了!”(曹聚仁《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故事二:“蒋经国到赣南了解土匪的情况后,就决定只带几个随员亲自去访晤崇义县匪首周盛连。周盛连所驻窝窟,地形险恶,??他看见蒋经国亲自上寨,仅带几个随从,又无兵器,认为是诚心相待,也就把他当做上宾欢迎。??周盛连说:‘报告蒋专员,我做土匪,本来你应该办我杀我,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你为了地方,想治好赣南,不要有人为匪,让人民安居乐业,身为蒋委员长的公子,有福不享,却翻山越岭,亲自来找我这个坏蛋说好话。我现在保证:只要你专员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大家都为地方求个好。我说话算话,说一不二,决不做小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是我要声明,如果你走了,政治又败坏了,官逼民反,那我为了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漆高儒:《蒋经国评传》第70页)

    对地方武装的整顿,不但削弱了他们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能力,减少了蒋氏推行新政的阻力,

    同时也让蒋氏在短期内赢得了民心。

    赣州街头的群众意见箱

    政绩二、铁腕禁烟禁赌禁娼妓,无论官民,违者严处

    蒋经国入主赣南的第二项“新政”是下令各县限在一年内“禁绝烟、赌、娼”,同时成立了“查缉流氓土霸、抓赌、抓烟、抓娼”的特务处。蒋经国查禁黄赌毒是最上心的,成绩也最为卓著。

    1、禁烟:关闭以省主席熊式辉为后台“特种公卖处”,处死偷食者

    当时赣南烟毒泛滥,南康县吸鸦片者20000余,赣县仅登记的烟民就有1599人。(王溶《蒋经国<新赣南家训>研究》)以省主席熊式辉为后台“特种公卖处”公开贩卖烟土,吸食鸦片的烟馆随处可见。为了彻底禁绝鸦片,蒋经国采用了铁腕手段。

    1939年7、8月间,蒋经国查封了赣州最大的销售鸦片的商店——宝成土膏商行,关闭了以熊式辉为后台由余守真经营的“特种公卖处”。同时派兵把守水陆交通要道,检查可疑车辆和人员,一旦发现携带烟土者,即将货物没收,人犯送囚犯教养所,烟土数量大者处极刑。从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获的烟犯,无论种、运、吸、售,一概处以极刑。同时还对烟民进行登记,帮其戒烟,散发宣传品劝诫民众远离毒品。(吕晓娟《蒋经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在禁烟过程中,蒋经国的“传奇故事”也不少:

    故事三:“某日,敌机临空,空袭警报正催促民众逃生,两个烟鬼却蹑手蹑脚钻入了‘鹊子馆’,正在值勤的侦缉员发现情况后,上报组长闽益寿,经上级批准,两名烟鬼被押到了省警二大队。两人身份特殊,其一为曹老巷“鸿盛煤油”商店经理傅某,哥哥是美孚洋油公司买办;其二为民生火柴长事务员朱仲农,父亲是南昌大陆银行经理。烟鬼家属神通广大,找到省府主席熊式辉门下,熊发出急电:‘把五名烟贩,解送省府军法处审议’。专署军法室本打算判处烟鬼死刑,三名烟馆伙计有期徒刑,接到省府电报,蒋经国万分愤慨,即刻处决全部涉案人员。”(徐浩然初稿,吴识沧整理《蒋经国在赣州禁烟》《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P162)

    故事四:“赣州镇大绸布商店老板雷庆春。偷吸烟毒被捕,其家属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求情,并答应捐赠一架飞机赎命,当熊电令转经国开释时,蒋把雷犯处决。电复熊称:‘电到已枪绝,无从挽回’。”(胡越一:《蒋经国在赣南》)

    2、禁赌:成效显著,但无法根绝

    针对赣南赌风盛行的情况,蒋经国一到赣南就开始禁赌,并要求“缴绝肃清焚毁所有赌具”,同时规定在乡镇发生赌钱,乡镇长受记过1次,保长拘押3个月,甲长拘押半年。(吕晓娟《蒋经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如此严厉的政策,一般赌徒不敢以身试法。但后台很硬者则没将禁赌令放在眼里:

    故事五:“赌博被明令禁止后??位于赣州公园与至圣路交叉口的利民百货商场却公然违抗

    政府法令。利民后台是广东国民党中将李振球??蒋以保安司令名义,命令特别务行动组全体职员于晚上12时到专署待命。??商场附近正直一位老翁卖混沌,与其商量之后,蒋经国及随从乔装打扮,各自端了一碗跟随老人走上楼梯。楼上三层警卫相继被制服,蒋及随从破门而入,桌上摆满了各种值钱的东西,赌徒们正玩得起劲,专署抓赌的人突然来临,令这些乌合之众不知所措,有人钻进桌子底下,也有人哭天喊地,有几个似乎见过世面的家伙,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向蒋经国献媚,此时此刻,他对这些阿谀奉承的无赖没有什么动听的语言,他板着脸大喝一声:‘一齐带走’。利民商场捐资3万元关金,用作中华儿童新村建设经费,赌犯经历牢狱之灾,并上缴罚金。刘甲第等大赌户瞬时偃旗息鼓,赌风有所收敛。”(徐浩然《跟随蒋经国在赣州查禁烟赌娼》,《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故事六:据吴剑真回忆:“有一次,有湖南汝城人何某,其祖父前清做过赣州军门,放在赣州落籍?:文骋黄抟绘?,过着富豪生活。一日来一客,何与妻妾陪客打纸牌。蒋得报,派员化装溜进去抓住,连人带回专署?:我蠓??,蒋不允。次日在公园举行赣州各机关联合纪念周,蒋在会上要何跪在讲台前,宣布何违禁聚赌,罚修葺公园。一时赌风为之稍戢。但是,赌徒并未收手,从此戒备更周,组织更密,赌是无法根绝的。有人问蒋怎么办,蒋亦只得自我解嘲地说:禁比不禁的好。”(吴剑真《回忆首时“新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56-58)

    3、禁娼:宁愿减少一大笔财政收入也要禁止

    在赣南,娼妓业是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全区共有青楼150家,妓女687人。(赵利文《蒋经国与赣南政治》)妓户都是向政府登记过的,并按时交纳 “花捐”。蒋经国下达禁娼的命令之后,“赣县的大绅土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兼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纪云和县政府经征处主任刘定全首先出来讲情。妓院老板提州愿意增加税额。但蒋经国断然地执行命令,关闭所有妓院,令各县停收花捐,并拨出专款2万元建立妇女工厂,将妓女安排到该厂从良,学习生活技能,开始用劳动养活自己的新生活。1941年7月,赣县政府贴出布告,重申严禁虐待妇女,禁绝娼妓,是年底全区娼妓基本禁绝。”(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禁绝娼妓

    政绩三、对日用必需品统购统销和计口授粮,防止奸商垄断居奇扰乱市场

    据时任赣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的薛汕回忆,蒋经国实行新政后,“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事出有因,蒋经国的计划遭到挑战了。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赔禁娼,抓走私、捕奸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而这些之中,按他的说法,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徐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私下令抓了几个奸商关到牢里去了。煞煞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薛汕《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37)

    为了平抑物价,1940年蒋经国开始在赣南实行“开办交易公店,统筹统购”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由赣南专署拨款,设立交易公店(又称日用品供应处),以较低的价格公卖食油、盐、煤油、白糖、肥皂等日用生活品,货源一是销售查获奸商的商品,二是到各地采购的日用必需品。交易公店价廉物美,因而可以“诱抑及调节物价的功效”。(蒋经国:《一年来的赣南

    政治建设》)

    为了平抑米价,蒋经国决定实施计口授粮。1940年赣县政府颁发了《赣县计口授粮暂行办法》,规定凡出征军人家属、孤寡老弱无力谋生者、残废、遭遇失业和未在难民收容所领米之贫苦难民、五口以上家庭一人劳动不能维持生活者,均可在粮食平粜处,按“大口每日食米八合,小口(六岁以下)每日食米4合”的定量标准购买低价粮。1941年公卖的米价比市价每担便宜30-40元。到1943年7月-11月,公卖米价每石平均价是270元,而市米价高达754元。(《赣县新志稿》)

    政绩四、扶植自耕农,着手解决土地集中的问题

    当时赣南民众的生活状况很苦:“1937年,南康县靠向地主富户借粮度日者占总户的百分之六十;安远县靠向地主富户借粮度日者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借钱度日者,南康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九,安远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江西省政府《江西农业统计》1939年12月)

    为了解决民众无力养家糊口及土地集中等问题,1941年冬,蒋经国提出进行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42~1943年蒋氏先后在南康、上犹、信丰等县设立了5个示范区。

    在条件好的地方,政府征收“非由所有人自耕的农地与私有荒地以及无主或无继承人之土地”,然后进行重划和改良,由无地或少地农民低价承领自耕,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承购土地。在条件差的地方,政府则强行征购富户的土地并发放贷款给贫苦之自耕农购赎。

    这一土地措施成效如何呢?“据上犹广田示范区朱伦喜老人说,在扶植自耕农前,早稻亩产只有350至400市斤。在这以后,土地归己、耕作更细、施肥更足。同是一亩田早稻,可以割到450至500斤稻谷。购买土地的钱,田地价较低,加上物价上涨,大部分农民在一年左右就还清了。每年公粮和田赋任务完成后,家里还有不少积余。生活比以前要好些。”(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政绩五、六大“亲民”措施博得好评

    在蒋经国的各项政策措施中,有很多都显现出“亲民”的特点,为蒋经国的“赣南新政”赚取了不少民心和好评。

    措施一、取消苛捐杂税。1941年蒋经国下令各县“不得擅行派款”。并严令将从前的各项非法捐款“一律废除”。从1941年到1945年,蒋经国在赣南共取消了蔗棚捐、毛猪出口捐、自卫队经费等三十六种苛捐杂税。(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措施二、设立控诉室,接待民众上访。蒋在专员公署设立人民控诉室,大门口张贴大字布告:“凡人民有被欺压或有冤情者可来专署控诉,不能用书面者,可口头控诉。一时告状者门庭若市,法警捕人不绝于途,有人大呼蒋青天”。工作人员或当面作答或即派警员拘捕被告,有状即理,原告常常胜出。

    措施三、设立机构救济贫民。据黄文耀回忆:广东政府某秘书长“对‘贫民施粥厂’的名字大有意见。说没有饭吃的老百姓,星期四下午去见县长,批个条子,就可以吃一领稀饭,本来是好的,但看了这块招牌,吃了之后,心里也不好受的。过了几天,那里换上了新招牌‘大同食堂’。对总管各种福利事业的‘救济委员会’也改为‘广慈博爱院’了。”(黄文耀《杂记赣南二三事》,《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0)

    措施四、扫除文盲,大力发展教育。蒋经国要求每个保、甲都举办读书会,实行强制入学,教民众识字。经过一年左右时间,许多地方“每一入学文盲都可以认识单字数百,背诵课文数十课及脱手写字,抄书等”(《崇义县志辐》)。截止1942年底,南康县文盲全部廓清,祟义县扫清率为文盲总数的90%,全区原有文盲530192人中,有503088人脱掉了文盲帽子。(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同时大力修建中小学,做到了小学每保一校,中学每县一所。

    措施五、打击当地通过一夫多妻盘剥妇女的现象。据储子润回忆:“有一天,蒋经国偕同上犹县长王继春发现有一户姓张的大地主,家有好几百亩土地??赣南农村有个老习惯,妇女下地种田,男人在家抱孩子。这个地主就把雇来的女雇农,选择能干活的收为妻室。既可供他荒淫无度的玩乐,又可以得到比雇农更可靠的劳动力。蒋对我们说:‘当我们到达他家调查时,他已有二十一个老婆了。这种一夫多妻的骇入听闻的怪现象,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和见到。’”(储子润《初登仕途》,《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85)数日后,蒋经国派人把这个地主及其妻妾带到专署,勒令他们立即解除婚姻关系,将大部分妇女遣送回家。并告诫张某,不得再纳妻妾,如若重犯,严惩不贷。(陈家鹦《蒋经国赣南铁腕主政》)

    措施六、改善监狱中的罪犯待遇。据黄文耀回忆:蒋经国成立了“新人学校”,对“当时在赣南对吸鸦片和其他犯罪分子”实行教育改造为主,“在那里既读书又劳动,不实行体罚”,并让他们学习一定的生产技能。对罪犯还有一项优待措施:“每逢春节放假,让罪犯们回家团聚。事前把全体人员集中到礼堂,有时由蒋先生讲话,然后每人送礼物一包,解散回家,假满再回来。”(黄文耀《杂记赣南二三事》,《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96)

    蒋经国在控诉室接待告状者

    很多政绩其实是宣传出来的

    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看上去的确成绩斐然,当年透过宣传机构,也诞生了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把蒋氏渲染得神乎其神。蒋经国自己也大肆宣称他在赣南“是坚决打倒封建势力”,开创“赣南的新时代”。然而,他推行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虎头蛇尾,还有很多成绩只是宣传出来的。

    比如“严惩贪污”的美名,特别是蒋经国常讲的“赣州枪毙仇货检查委员会(主任蒋经国兼任)的任承柞秘书”一事,水分极大。据时任军统赣南站副站长兼江西全省保安司令部调查室副主任的陈达回忆:“1940年4月,军统江西赣南站查到任承柞包庇赣州广益昌百货店的日本商品。受贿约三千余元??按一般情报说,军统局是要报给蒋介石的。可戴笠为了讨好蒋经国,将报告转给了蒋经国处理??蒋经国接到戴笠转来的情报后,感到此事已为戴笠知道,怕戴再面报蒋介石。??不到十天,果然蒋经国亲自下了命令,将任承祚枪毙了,既未经法院判决,也未事先报告省府。枪毙后,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向全国发了消息,盛赞蒋经国严惩贪污的果敢行为!但不知蒋经国是为了表示他惩办贪

    污很严厉,贪污几百元也要处死刑;还是怕贪污数字太大有损他的面子?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他故意缩小了贪污数字,只说任承祚贪污300余元,实际是3000多元。从此之后,《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报刊不断报导什么赣南‘贪污绝迹’、‘赣南各县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在蒋专员领导下没有敢贪污的’等等神话。??然而据蒋经国的旧部说:蒋经国十分宠信的赣县建设科长吴某仗势贪污,以所谓“建设新赣南”为藉口,搞各种捐税附加和临时性的募捐等,从中就捞进了荷包不少。因此,当吴某从赣南辞职回家时,已腰缠万员?:罄吹缴虾?,已成了金钞大亨。(”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比如取缔娼妓的工作,宣传说使失足妇女们过上了“新的生活”。然而据陈达回忆:“听说由赣县警察局收容的公私娼妓约两百余人,经送卫生院逐个检查了身体,主要是检查有无梅毒、麻疯。据说,检查结果有梅毒的占绝大多数。蒋经国虽说过要给她们治好,但由于医药条件极为有限,结果完全治好的寥寥无几。到了1940年夏,蒋经国下令在赣州城设立了一所“赣南妇女习艺所”,作为“改造娼妓”的机构。叫她们学一些纺纱和织布等手工技术。说,学好了,将来可以介绍工作。蒋经国也不时前往视察,勉励她们改邪归正。但后来听说这些人一则由于在习艺所的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再则手艺学会了,又无法往外就业。因此,绝大多数人陆续自动离所,有的投靠亲友或正式找男的结了婚,有的则仍在赣州秘密重操旧业。”(陈达《所谓“赣南新政”》)

    再如设立控诉室接待民众上访一事,虽然这对解决老百姓的冤情有好处,而且也被历来的宣传者作为蒋氏亲民的绝对“政绩”大肆褒奖。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好,由于控诉室不经严格调查即作出决断,很容易被不法之徒所利用:“狡猾奸险之徒摸透蒋专员有先入为主、偏听原告的偏见,乃先发制人,争做原告,弄得是非颠倒,冤上加冤,大损青天的威望,使蒋感到头痛。又原来许多冤案是法院受理的,人被羁押在法院,专署重新受理,涉及到干涉司法之嫌,常与法院发生争执。蒋为无辜之民申冤的热情受到阻碍,不得不把一些难处理的案件移送法院或县府查明办理。于是热闹一时的专署又一变而为门庭冷落。”(吴剑真《回忆首时“新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56-58)

    再如扫育运动。推行时不顾人们的实际生活,结果好事反而让百姓抱怨,例如政府在百姓要“经过的关口要道,设置有识字卡,过往的人不论是外出赶集,必领认得识字卡上的字才准许通过。”(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8-109)

    妓女在“赣南妇女习艺所”学习纺织

    二、政绩之所以显赫,出自“蒋太子”的身份与特权蒋经国之所以能在“赣南”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太子”身份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一护身符,别说风生水起的新政,恐怕能否保命都是问题。“太子”身份给了他无数特权,正是种种特权才使得蒋经国摆脱其他地方大员所头疼的层层羁绊,放手搞所谓的“新政”。

    特权一:手握枪杆子,可以跟“土皇帝”叫板

    从蒋经国开始主政赣南,他的头衔就是两个,一个是管行政的“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 县)行政督察专员”,另一个便是手握当地军事大权的“江西省第四区保安司令”。这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情况恐怕在当时的地方大员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保护蒋经国并使其在对付地方豪强时强大有力,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安排蒋经国主政赣

    南时,“随同蒋经国开进赣南的,还有一个保安旅,两个保安团,三千多士兵。旅长是省长熊式辉的留日同学,这支武力成了蒋专员的有力后盾。蒋专员还布置各县加紧扩编自卫队,枪新,兵足,有一营以上的兵力,归他直接掌握作专署的警卫。”

    蒋介石为儿子的安全考虑,专门“派了侍从室的一个警卫班十多个人到赣州为蒋专员作贴身侍卫。他们穿便衣,随时随地,紧护蒋专员左右。有一彪形大汉曹松,长于双手用枪,百发百中。”

    诚如当时在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处工作的曹云霞所言“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枪杆子听候调遣,护卫蒋专员,有力有威厉行镇压,蒋介石才得以放手收拾赣南的烂摊子。否则,怎能使得土皇帝放下武器,甘心就范呢。”(曹云霞《“五有”和“十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42-150)

    特权二:赋税不上缴,财源滚滚来

    按照规定,地方收上来的钱粮物资等赋税应由省方统筹收支。然而,在当时的“赣南”,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江西省政府虽规定了一定的田粮收缴任务,但蒋总是以‘建设新赣南’需钱需粮为借口,很少完成上缴任务。赣南各县所征田粮赋税,基本上是由蒋经国全权处理的。”

    蒋经国不仅不用向上缴纳税收,而且还可通过关系获得大量“额外”收入:“蒋经国除在江西享有一系列特权外,他还对中央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大庾钨矿的钨砂,经报财政部核淮,由他征收‘地方附加税’,每年这笔收入很可观。又财政部盐务署为了照顾他的财政收入,在赣州设立了财政部盐务署湘闽皖赣四省督运处,由蒋经国兼任处长。在这四省盐运中,蒋氏又捞到了一笔不少的收入。蒋经国就用这些额外收入,支付他认为必须开支的额外支出。”(陈达《所谓“赣南新政”》)

    就这样,蒋经国“新政”基本上没了资金的负担。

    特权三:掌握生杀大权,不需经过法院判决,想杀谁就杀谁

    如前所述,“蒋经国可以不办法律手续由他下一张手令就可枪毙犯有贪污罪的秘书。据说还有所属各县发生的抢劫匪盗案中,蒋经国认为必须‘就地正法’的,他随时只要一纸手令或一个电话,便可将案犯处死。概不需要法院判决,也不需要事先请示省方。”(陈达《所谓“赣南新政”》)

    特权四:人事特权在手,想用谁就用谁,想用多少人就用多少人

    按照当时规定,地区行政专署的编制不过20余人。而蒋经国的专员公署里却“实际有100多人。单是主任秘书、秘书就有七、八人之多,??专署额外人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所属各县县长人选,照例是由蒋经国保举任用,省方只是照准。在各县基层组织中,也有额外人员,如各保没有“保指导员”。这是各地所没有的,但蒋经国却坚持要设,省方也只得批准。还有为‘建设新赣南’培训干部,创设了‘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换作普通的地方大员谁人能享受此等待遇?(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

    辑P159-174)

    正因为有如此专断的特权,才能让蒋经国在赣南“为所欲为”,也才能高效率的达到“新政”的目的,造就无人能及的政绩。因此,蒋经国的“成功”是根本无法复制的,只能作为特例。

    蒋经国在发表讲话

    三、为赚取华丽政绩自然少不了折腾百姓,劳民伤财然而,为蒋经国创造辉煌政绩的专断特权,由特权造就的高效率,对老百姓而言却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蒋经国的“新政”虽然成绩很华丽,故事很“传奇”,但放到民众身上,不但没有使其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扰得其痛苦不堪。

    面子工程让人们不堪其扰

    在蒋经国的赣南政绩中,有一项是他颇为自我欣赏的,也是后来人经常提到并赞不绝口的,那就是他推行的建家运动,特别是他仿《朱子家训》,制定了一部《新赣南家训》,号召每户都要学习实行,使之成为人人思想言行和生活的准则,一时赣南人人皆唱新家训。大致内容如下: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服装器具用国货,经济耐用顶适当。父母教子女,兄长教弟妹。勿贪钱财勿说谎,戒烟戒赌莫游荡。生活要刻苦,婚丧勿铺张。??甘心卖国做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不论农工商学兵,都做堂堂好儿郎。政府机关去服务,多求进步图自强。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放弃一时安乐为民族。男女老幼受军训,全体动员拿刀枪。人人都是中国兵,个个都去打东洋。国难已临头,战事正紧张。日本鬼子不消灭,中华子孙无福享。有钱快钱,有力快力。壮丁去兵,老人看家乡。妇女耕田地,儿童上学堂。大家一条心,服从蒋委员长。赶走日本鬼,大家有福享。建立新中华,万寿永无疆。”(曹聚仁《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蒋氏为了推行《新赣南家训》,不仅要求赣南人民必须照此一条一条去做,而且要求赣南人民必须把“家训”读得烂熟,要能背诵。据时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主任的王克浪回忆说:

    “为了广泛推行《新赣南家训》,赣南专署印刷了一百多万份,逐家逐户发给全区群众,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背诵如流。特别是待婚的青年男女,背不出的,不准登记结婚。背熟了《家训》,领到了结婚证的,要参加集团婚礼。”(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8-109)不仅如此,有时赶墟下地保长或其他官员,得随时点着你,叫你背家训。如果肯诵不出来,就要受到保指导员的指斥。弄得赣南人民怨声载道。

    赣南各地曾流传过的一首民谣很能说明问题:“蒋大家长开了口,赣南子民得遵守。‘总裁’肖像挂厅堂,家家户户不能少;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每天大事第一件,‘总裁像前三叩首,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喊搞‘五有’;结婚必须集体办,‘太阳节’日大喝酒,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我的天呀蒋专员,何年何月你撒手?!”(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此外,蒋经国为了彰显新气象,还做了很多貌似亲民却对改善民生实际毫无作为的事情:

    据陈达回忆:“蒋经国在赣南时期,规定对赣南的任何工人都得称‘工友’。不许叫工人,或‘茶房’、‘黄包车夫’、‘汽车司机’等。??一些工人说:‘叫一声工友难道就改变了我们工人的地位了吗?蒋专员如果真是关心爱护我们的工人,少给我们搞些额外负担(指这样那样的会议,向总裁行礼、背诵赣南家训等等),就谢天谢地了!’”(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另外,“新政”还喜欢安排民众开会,民众要参加的会议之多,简直令人乍舌,仅就赣县而言,其在1941年到1943年举行保民大会的情况统计如下表所示:

    设立“太阳节”给蒋介石祝寿,劳民伤财折腾百姓

    所谓“太阳节”,是蒋经国在赣南规定每年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为蒋介石祝寿的节日。他说:“为什么把‘领袖’生日定为‘太阳节’?就是领袖如同太阳一般,普照万物。人类没有太阳,就没有一切。”蒋经国命当时三青团江西支团机关杂志《江西青年》主编汤某写了一首“太阳节歌”:“今天是总裁的诞辰,全世界都在跳舞欢欣。我们要以无限的热忱和祟敬,虔诚地庆祝这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褓姆,这人类的救星。他老人家左手护卫着同胞,右手抵挡着敌人,辛勤地培育着民族的生命。即使写下千百个伟大,也比不上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只有他,才称得土古今的完人!”蒋曾通令赣南各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得学会。

    为了庆祝“太阳节”,每年都要由各机关团体学校等负责人组成“江西第四区各界庆祝太阳节——伟大的总裁诞辰筹备委员会”,筹募祝寿活动经费、筹办祝寿的各种庆祝活动。为了庆祝蒋介石寿辰,“凡属在赣南的机关、商店以及普通老百姓都是募集祝寿经费的对象。多则一、二百元;少则五角、三角、两角均可。总之,人人都得出钱。当时搞募捐的人这样说:‘领袖是人人的领袖。领袖对我们人人都有恩惠,在领袖生日的时候,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崇敬,因此,人人都得认捐祝寿。’这样,每个赣南的老百姓,都得为‘太阳节’出钱。否则,乡、保长便可以给他扣上对‘总裁’不敬、对‘领袖’不忠的大帽子。”

    “太阳节”前好几天,赣州“到处都张灯结彩,五彩摈纷的宣传标语,琳琅满目,呈现一派节日气氛。赣州公园大门扎成万寿阁。原孔庙前殿则扎成万寿楼。用好几百盏电灯组成‘总裁万岁’四个大字,门前的青年精神堡垒改扎万寿塔;西津路、章贡路、建国路十字路口,扎成万寿堡垒,中山路、中正路扎成万寿门,阳明路、和平路扎成万寿坊,南京路口扎成万寿牌,市体育场司令台礼成万寿台,两例一对用几百斤油制成的特大红烛上面写着‘普天同庆、万寿无疆’八个金色大字,体育场内竖立着用霓虹灯围炽着的蒋总裁巨像。各机关单位、街道都分设寿堂,进行华丽美观竞赛。”(伍攀桂《抗战时期在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327)据说,每年“太阳节”到来之时,赣南的纸张和鞭炮都要被购用一空。还得由专署派人分赴广东韶关、江西吉安等地采购纸张与鞭炮?:姆阎?,可以想见。(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太阳节”当天,“一清早,便由事先组织好了的男女青年六七百人为‘晨呼队’,在赣州大街上跑步前进,边跑边喊:‘庆祝总裁诞辰!’‘总裁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总裁万岁!万万岁!’喊得声嘶力竭,一直要喊到各商店开了门,一齐跟着高呼‘万岁’后,‘晨呼队’的

    年女青年们才回去。”

    “太阳节”的白天,“赣州城里所有男女老少都分批列队到中正公园寿堂去拜寿。即使七八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娘只要能扶杖而行的都要去。不去的得经保长、保指导员许可。否则,又得被扣上对‘领袖’不忠的帽子。拜寿(行三鞠躬)后由特经国主持‘赣南各界祝寿大会’,拜寿的人都得参加。接着游行庆祝。到了晚上,还要举行提灯祝寿。参加的人被弄得精疲力竭,没参加的人,也被闹得无法安睡。??最后还要举办‘总裁伟大功绩图片展览’,陈列蒋介石各式各样照片,各个时期的“功绩”图片说明等。”(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如此搞法,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难怪当时赖州老百姓背后说:“太阳节,大阳节,用的喝的都是老百姓的血!”“太子一声令,祝寿成了灾!”“神化总裁,祝寿成灾!”

    最痛苦的是兵役、劳役负担加重,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

    当时正值民族危亡之秋,“抗战建国,首重兵役”,这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地方,蒋氏必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蒋氏主政下的赣南,民众最难以忍受的就是繁重的兵役、劳役:

    “赣南的征兵工作是全国抓得最紧的地区。专署设立了师管区,各县设立团管区,负责征兵接收工作。新兵入伍后,不但吃不论、穿不暖,管理新兵的老兵,动辄用步枪头狠击新兵的胸膛和腰部,有的被打得半死,就拉去活埋,老兵就能从中捞取一笔丧葬费,据为自己挥霍滥用。故新兵入伍后,不少被折磨致死,惨不忍睹。所以当时谁都怕去当兵。要征兵都是由乡公所会同保甲长,用武装去抓壮丁。被抓的家属如大难临头,号啕大哭,痛不欲生。新兵虽入伍,为了活命千方百计逃跑,一经抓获,即行正法。”(伍攀桂《抗战时期在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328)

    正是用“抓壮丁”的方式,蒋氏的政绩谱上又多了不少光鲜的数字:“据统计,赣县1941年征兵仅6月份就征足新兵800名,‘打破了历年来征兵纪录’;安远县1942年征兵1108名,超征24%;南康县1942年兵役征额3264名,实际征交2014名,除矿工抵额1638名,超征388名。1943年征额2826名,除征交各部队暨矿工抵额,超征324名。”(黎志辉:《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

    除了兵役,连续不断的劳役、征粮也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南康县在1942年一年中动员农民义务劳动达20余万人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942年短短两个月中,赣南农民“献了三十一万担粮,修了一千零四十座中正桥,筑了六千六百九十里路,出征了六千六百四十二个壮丁,完成了二百三十七个水利工程”(《太阳节在赣南》,《新赣南旬刊》1942年第4卷第7期。)1942年崇义县配赋征收稻谷29900石,实际超征6668.28担。(吕晓娟《蒋经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

    而这些汇集了民众血汗的数字在官员的眼里,就是可以夸耀的功劳。据时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主任的王克浪回忆:“当时正当全专区大搞建乡、建保、建家和读书运动。所谓建乡、

    建保,主要是各个乡、保都要有一个象样的办公处所,乡与乡间都要兴修比较宽坦的大道。所有建乡建保的人、财、物力,都由当地人民负责。我们在从大余到祟义、从祟义到上犹途中,不断看到成群结队的人群,在胼手胝足,肩挑背负地进行修路劳动。祟义是个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记得到达该县民县长在向蒋先生所作的工作汇报中,谈到修路的情况,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有一个四百六十八人的保,只有四十八个壮丁,却修好了十里长的山岭重叠的大道。县长颇为得意地突出这个数字来表功,却赤裸裸地暴露了劳动人民付出的代价多么沉重!”(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8-109)

    由此可见,虽然蒋经国的赣南政绩辉煌无比,也为其以后掌控大权积攒了丰厚的政治资本,但对老百姓而言,这些华丽的政绩却是加倍的负?:涂嗄?。对此蒋经国自己也心知肚明,虽然他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不断夸耀其赣南政绩,但在1945年调离赣南后给赣南同仁的信中他也承认:“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李松林《蒋经国大传上》P116)

    蒋经国后来在台湾主政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蒋氏真正从民众所需所求入手,推行民主改革,恪守法制,开放选举,不再追求华而不实的政绩;是因为他不愿再当“领袖”只愿是“一个普通的国民”[详细],并不是因为蒋孝严所说的什么“把‘赣南新政’的经验拿到台湾去”。 结语对热衷官场者来说,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而对于亿万民众而言,这样的辉煌政绩却并非“福音”,还是少些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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